六、全川大剿匪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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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建设新西南的任务，就需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运动。

●我军在红口山区清剿敌人20多天，共歼匪750多人。

●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努力，我军战士在四川各地共歼灭土匪92万多人，基本肃清了内地腹心地区的匪患。

●全川大剿匪刘伯承提出建设西南的三项任务

1949年12月，成都战役结束后，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及土匪武装，在四川、西康、贵州和云南各地，进行反革命暴乱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成为全国匪情严重的地区之一。

四川有土匪300多股，云南有土匪148股，贵州有土匪541股，西康的雅安、西昌等地均有大量股匪活动。国民党部队起义后叛变为匪者达14个团，整个西南地区匪特武装达50万人之多。

1950年元旦，也就是西南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刘伯承出席重庆市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发表入川后的第一次长篇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建设新西南的三项任务：

第一项，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西南区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方，也是蒋介石匪帮盘踞得最久和他在大陆上最后覆灭的地方。因此，治安问题，更加复杂，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很多。

目前首先就是对分散隐蔽继续造谣破坏的特务匪徒和流窜在农村的土匪特务武装，必须人人一致警觉起来加以彻底肃清。对散兵游勇，必须进行登记，集中训练，妥善处理。只有这样，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安定下来，人民才能各自好好生产，经营工农商各业。这是解放后第一个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然，生产、文化教育等一切工作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无安全保障。

第二项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共同纲领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使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

西南区蒋介石匪帮统治最久，经济遭受摧残最深，解放以前为蒋匪依靠作卖国内战的基地，所受兵灾也最深，临败走时该匪又有计划地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目前困难很多，而首先是如何有步骤地恢复生产的问题。我们必须切实执行毛主席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是一切任务所围绕的中心工作。

第三项任务是生产建设，即物质建设与文化教育，即思想建设是相辅并行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同时，文化教育更主要的是为生产建设而服务，是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的。

重庆是蒋介石匪帮首脑机关长期盘踞的地方，曾经大规模地开办各种训练班，印发反动的报纸书籍，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灌输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蒙蔽毒害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同时摧残进步文化，封闭进步的学校和文化机关，屠杀进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使进步的思想输入困难。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新的文化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生产建设及其他建设，必然要起更大的推进作用。

刘伯承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建设新西南的任务，第一项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而要把这“维护治安”的工作落到实处，其实就是需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运动。下达“分区包干”剿匪指示

解放后的西南情况极为复杂，建设任务极为艰巨。最严重的问题是封建势力强大，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荼毒人民，为害极深。

解放初期的四川，匪特活动十分猖獗。蒋介石早在淮海战役战败后，即派遣大批特务进入西南，与本地封建势力共同策划了“应变计划”，梦想建立“反共复国”的基地，并在川、黔等地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5000多名反动分子，作为其发展匪特武装、破坏人民恢复和建设经济的骨干。

1949年12月，我大军入川时，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曾在重庆召开匪特首脑紧急会议，部署了“游击武装”的任务，划分了“游击地区”，下发了“建立根据地实施办法”和“扩展游击工作纲要”等反革命文件，统一了匪特武装的番号和行动纲要。

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发出了密电，号召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准备随时转入地下，加强组织“游击队”。四川省的特务机关在解放前夕，也有计划地释放了大批监禁的惯匪、惯盗，给他们布置了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任务。

四川刚解放时，国民党在四川潜留的匪特和各种反革命势力，在我大军压境的震慑下，纷纷抱头鼠窜，四处隐蔽。

1950年1月中旬，这些反革命分子看到我军忙于接管城市，忙于接收和改造起义、投降的部队，集中进行征粮等工作时，便又乘机串连地主恶霸，勾结反动武装，裹胁落后群众，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制造谣言，煽惑群众，挑唆起义部队叛变，阻挠解放军开展地方工作。一时间，匪患猖獗，成为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大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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